现实主义电影中，人物感情输出有单线情感传递，也有多线情感共存

社会性是人们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重要本质特征，社会交往的主观性使得人们既是感情的承载者，同时又是感情的赋予者，双向互动从而产生归属与爱的需求。

“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们的这一渴望。爱与情感的需要，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交流，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情感需要，有着归属于某个团体的爱与被爱的需要。人们希望通过与他人建立情感，加入某个团体并得到相应的位置，以此来寻求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上的慰藉。

在现实主义电影当中，城市边缘人物的情感输出可能是单线情感传递，也可能是多线情感共存。

人们渴望与他人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家庭中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往往事与愿违。《亲爱的》《失孤》《找到你》同为失孤题材的影片，他们的共性在于都以孩子丢失为主线展开剧情。

在这三部影片中，他们各自作为父母的身份都暂时性地随着孩子的丢失而遗失，《亲爱的》中鹏鹏的父亲田文军、养母李红琴，《失孤》寻找孩子的雷泽宽，《找到你》的李捷和孙芳，他们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救赎，找寻自己的身份存在，寻觅自己归属与爱的需要。不论是找到孩子，还是孩子归家，都使他们归到正确的位置上。

《亲爱的》因为鹏鹏被拐时太小，寻回后却与亲生父母“相见不相识”，从哭喊吵闹到渐渐熟悉，再到主动牵起亲生母亲的手，这是孩子从情感认知层面接受了他的亲生父母。

《失孤》里四岁就被拐卖的小孩曾帅，现在已经是一个三十岁的成年人了，因为无法确认户籍，所以至今都没有一张身份证，拥有一张自己的身份证是曾帅最大的梦想。

王歌慧雷泽宽、曾帅两人驾驶着一辆摩托车，穿过公路、游走铁索桥、途经热闹街市、路过城市边缘区，在雷泽宽的帮助下曾帅寻回了家人，他实现梦想，实现了自我认同。他们以“寻找”为主线，完成了自身的身份认同，使其获得情感上的慰藉。

《无名之辈》是一部用“打骂”贯穿全局的电影，马先勇父女之间的打骂，兄妹之间的激烈语言，都通过“打骂”方式的贯穿致使亲情的扭转。“打骂”不是终点，饶晓志通过“打骂”凸显出马先勇父女情感的转变，由误会到和解。

马依依在救护车上帮马先勇剥鸡蛋敷伤口说：“你这样敷没得用，要把蛋壳剥了才行”，一句话表示了马先勇父女破裂关系的弥合。

马嘉旗在决定死亡当天，淡淡地一句“我原谅他了”，使得言辞当中人物内心的复杂情绪不言而喻。

女儿的关爱和妹妹的原谅，让马先勇重新拾起自己作为父亲和哥哥的身份，在“打”“咒”“骂”之间，马先勇寻回了与女儿、妹妹之间的感情，完成了马先勇的身份认同，获得了归属与爱的需要。这是城市边缘区电影人物之间世俗的情感表达，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

《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在影片开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邋遢无用的中年男人形象，但是与此同时，程勇别样的一面也逐渐显现：不厌其烦地给生病的父亲喂饭的孝子形象，钟爱儿子对儿子有求必应的慈父形象。

程勇归属与爱的需求是存在的，只不过说在当下看来岌岌可危。拖欠父亲在养老院的费用，无法承担儿子的生活费用，对于程勇来说，一切的社会关系他想尽办法却无力。为了得到情感的归属，在吕受益的影响下，程勇开始了他第一趟的印度冒险之行。

他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还巩固了他自身归属与爱的需求，努力地扮演好一个父亲和儿子的角色。

刘思慧为了给自己白血病的女儿挣钱治病，无奈之举选择了钢管舞女郎这一职业，拥挤阴暗的居所、低俗娱乐的场地，在城市边缘区这一空间地域下，刘思慧的生活隐忍且艰辛。

但将她的单亲母亲、钢管舞女郎、白血病群主等多重身份融合时，则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女人的刚强与伟大。她和程勇的单亲父亲的身份一样，都是基于对孩子的付出，刘思慧是和自己的女儿建立亲情之下的归属与爱的情感需求。

吕受益和黄毛，他们本就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和无限光明的未来。“看到他第一眼我就不想死了，我想听他叫我一句爸爸”，于吕受益而言情感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但因为患病，不忍拖累家人，所以他们选择了同样一种方式——远离。

黄毛的离开是远离家人自生自灭，而吕受益则选择极端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他因为家人而活，同样也是为了家人而死，他们跳脱出了归属与爱的这层需要。

他们所有人都自成一个个体，有自己支离破碎的小家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他们又形成了以程勇为一家之主的家庭形式，“唤醒程勇作为一家之中顶梁柱的身份——尊长的伦理义务责任与为长之道的醒钟。”

他们构成了家庭成员的关系相互取暖，相互依靠，每个人都在这个群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完成身份认同，共同获得属于这个团体的情感认同和情感体验，满足了他们归属与爱的情感需要。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无论这种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它仅仅通过设置一个外来的威胁，就能够形成一个亲善的组织”。

对于朋友们来说，外来危险的侵入会加固朋友之间的情感，会使他们林佳颖变得亲密无间，一致对外，这种情感上的渴望也归属于人的情感需求。

《钢的琴》工人陈桂林热爱音乐，下岗之后和几个朋友组建了民间小乐队，靠着接一些廉价的商演来养家糊口。但为了能让女儿替自己实现音乐梦，陈桂林决定想办法弄出一架真钢琴。

在借钱无果的情况下，陈桂林决定就地取材“造”一架钢琴。因此，在这个位于东北城市边缘区的鞍钢厂里，聚集着一群有“理想”的人，汪工提供图纸，季哥提供场地，朋友们做助手，各司其职，各做各的一份事。虽然在此期间他们闹过矛盾、打过架，但仍然齐心协力共同制造了一架钢材的三角钢琴。

他们形成一个亲善组织，以兄弟之情艰难维护着陈桂林的亲情之需。同样仗义相助体现兄弟情深的还有《无名之辈》中的两个憨贼匪：眼镜和大头。他们的信念口号是：“先小再大，一步一步。

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一个想做大事出人头地，一个想挣够钱回家娶妻。一个拿枪一个抢劫，两个人为了实现自己各自的梦想通力合作。结果因为自己的又蠢又憨，奔跑逃窜于城市边缘区的大街小巷，闹出了一幕幕戏剧化的场景。

在影片尾声，眼镜冒着被警察逮捕的危险，去寻找大头，由此解开心结，完成了从外在协作关系到内在兄弟情的真实转变。城市边缘区人物对群体归属感的需要在友情的团结一致、通力协作中获得满足。

归属与爱的需要不仅在于亲情和友情的情感需要，渴望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拥有爱人的需要同样不可缺失。

《安阳婴儿》的大刚起初抚养婴儿是因为金钱驱使，但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40岁未婚的大刚对“家”逐渐产生了依赖，在情感需要的推动下，大刚对冯艳丽有了不一样的情愫。

为了让孩子可以健康成长，大刚让冯艳丽搬进了自己的住所，两个底层人物相互取暖，互相慰藉。他们一起生活、逛街、拍全家福，过上了一家三口的日子。在这冰冷的社会中，这样的生活让大刚和冯艳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三峡好人》里的韩三明为了寻妻，不惜停留于奉节老城，行走于城市边缘区的废墟之上，做拆迁工人只为等妻；为了筹钱赎妻，甘愿回到山西做起煤矿工人的工作。

《受益人》中打法律擦边球的直播小网红岳淼淼为了爱人吴海，卸妆直播阐述自身经历；为了吴海代驾的工作需求，在自己不能吃辣的情况下参加吃辣椒比赛，赢得电动滑板车。卸妆和比赛这两个片段是岳淼淼的高光时刻，也使得她内心真实获得了情感需求。

《少年的你》中刘北山因为生存环境的不稳定，他经常是一个伤痕累累的状态，在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的基础上，归属与爱的情感需要更是得不到满足。而陈念与母亲相依为命，她的情感需要来源于母亲，但因为母亲误入传销组织，她选择远离女儿来获取对女儿的保护。

正因为母亲的离吴秀珠开和校园暴力让陈念感到孤独无助，她的安全需要和归属与爱的需要同样在其自身无法得到满足和体现。各层次之间的需要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不是独立而存在。

小北和陈念他们家人角色的共同缺席，家庭的不完整以及周遭生活环境的威胁，使得两人生存需要和情感需要的缺失，相似的境遇让他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电影镜头撇去山城重庆高楼大厦、灯火辉煌、时尚繁华的一面，将视角聚焦于城市边缘地带，夜晚游荡于街道是他们的放松时间，拥挤破烂的小家是他们的安全归属。“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小北出于对陈念的感激和怜惜，选择充当其保护者的角色。

在面对残酷的校园暴力和成年人的冷漠相待之时，他们双方给了彼此勇气与希望，以爱之名，坚守住人性善良的底线，弥补了两人在感情需要上的缺失。

随着人类需求层次与满足需要的不断变化，在某种境况或状态下，较高一级需求层次的出现可能是对低级需求层次的放弃或压抑。

无论是《安阳婴儿》的大刚和冯艳丽，《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刘思慧、黄毛、吕受益，还是《少年的你》里的陈念、小北等。从影片中反映的生活来看，他们可能有着某些低级需求层次的缺失。

但是无力感、孤独感又让他们渴望得到群体组织中的一岸谷五朗个位置，获得团体归属，重新得到情感需求，满足自身归属与爱的需要，使得他们继续对这个世界心存期待。